在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史上，“常用法律1000条”这一概念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术语，它反映了对法律教育和普及工作的一种实践需求。那么，为什么在推广法律知识时，我们偏向于使用“常用”的立法条文，而不是直接宣传所有的、即使是最基础的全量法律内容呢？这个问题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比如目标受众、学习难度、实际应用价值等。

首先，从目标受众角度来看，普通公民并不需要全面掌握所有的法律条款。他们更多的是关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些基本的法律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将复杂繁琐的大量信息精炼成易于记忆和理解的小型化包装，以便更好地满足大众群体的学习需求。而这正是“常用法律1000条”所做的事情——它挑选了一批具有代表性且频繁被引用或应用到的基本案例，将其作为典型示范，使得公民能够通过少数几百个经典案例来快速获取大量有用的知识。

其次，从学习难度角度出发，“常用”的理念对于提高效率至关重要。在当今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环境下，大多数人都没有时间去深入研究每一项细小规定。因此，我们需要一种高效、简洁的方式来教授这些基础知识，这样不仅能减轻学生负担，还能提高教学效果。例如，在学校教育中，如果老师只讲解那些最为关键和频繁遇到的情况，那么学生们就可以更快地掌握并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再者，从实际应用价值出发，“常用”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口心理学选择。人们往往倾向于关注那些能够直接影响自己利益或者日常行为的事物。如果我们告诉大家要了解全部千余条律法，那么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无从下手，因为它们之间相互牵连，而且更新迭代迅速，不断变化。而如果我们提供一些具体可行又容易操作的情境，让人们看到自己的行为与哪些具体规则相关联，这样的方法显然更加吸引人，也更有助于形成长期有效的心理习惯。

最后，从推广策略上讲，选择“常用”而非全量，可以让我们的政策更加灵活适应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地域差异。在不同地区，有些地方可能特别重视某些类型的问题，而有些地方则可能更关注其他领域，因此采用通用的且核心性的部分可以保证消息传播速度，同时也符合各地区人民最迫切解决的问题点。

总结来说，“常用法律1000条”的提出，是基于对现代社会特点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的一个科学设计，其目的不仅仅是在传授理论知识，更是在培养公民对于遵守国家治理体系与行政管理制度中的责任感，并为他们提供一套简单易懂且实用的工具，以便他们能够准确把握自己应该遵循的一般原则，即使面临各种复杂情形时也能自信地做出判断。这就是为什么在今日如此强调《刑法》、《民法典》等基础性法规，以及其他诸如合同、侵权等重要领域内提出的不断修订之所以成为当前时代必不可少的一环，它们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子里，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而然。但此外，在不断变化的地球上，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所以必须持续跟进最新动态，以保持最佳状态。此过程是一个循环：理论指导实践，再反馈给理论以改善实践——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但同时也是充满希望之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