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论文赏析八篇

张先生按照地区和流域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划分成为许多的区系类型，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从早到晚梳理讲解。他不用写好的讲稿，只是列出几条提纲，讲到哪个文化就将基本的陶器组合以及变化规律在黑板上画出来，我们就跟着画图做笔记。张先生是个很感性的人，讲起课来即兴发挥，充满。听张先生的课是快乐而深刻的，但做起笔记来却很辛苦。一是张先生的浓浓的湖南口音，我们费了好长时间才基本上听懂先生说的是“黑陶”还是“褐陶”；二来先生在讲课的过程中，往往会举一些他读研究生时进行民族调查时的故事，或者常常讲着讲着会说“你们懂哲学吗？”然后给我们讲一通哲学。我们大家听得兴奋，个个聚精会神，可后来听先生话锋一转才知道，啊！原来这些也是需要记的课堂内容。那时大家也没有录音机，等回过神来，许多精彩的内容已经来不及记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挺可惜的；张先生上起课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觉得课时不够用，不过瘾，所以经常上午上完课，告诉我们“晚上接着上课呵”，晚上不受课时限制，往往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

当时还是全国统一分配，我们毕业那年，正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个名额，但我们班没有南方同学，最后决定从陕西的四个同学里面出一个，从此我的命运就与江南连在了一起。我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当时分到最南边的学生。从来没有去过南方的我，怀着好奇与期待的心情，想象着江南的样子。也暗下决心不能给学校和先生丢人，于是毕业前我专门去请教张先生，问先生我到了浙江工作努力的方向是什么。今天还清楚的记得张先生说，长江下游是个独立的区域，文化面貌单纯，做考古是块好地方，可以很快地熟悉入门，并鼓励我要好好干。还说浙江的牟永抗先生等都是有学识的考古学家，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1985年的8月，我第一次踏上江南的土地，来到向往已久的西子湖畔杭州。当时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在距离断桥不远的环城西路上，地理位置很好，但办公条件不太好，一座两层的简易旧式楼房，就是考古所的办公楼，省文物局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另一座小楼里。史古室加上我总共只有5个人，挤在二楼西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室主任是牟永抗先生，另外有王明达、杨楠、芮国耀和我。虽然条件艰苦点，但对于新来的我来说，增加了不少与大家接触学习的机会。牟永抗先生与王明达先生是长辈，杨楠、芮国耀与我年龄相仿，5个人老中青三代，可谓是其乐融融。

在距离杭州西北约30公里的余杭瓶窑镇边上，有个属于我们研究室的工作站――吴家埠工作站，这里存放着自建所以来浙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文物标本。工作不久，王明达先生就带着我参观了工作站，为我详细讲解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商周时期陶器的特点，使我得以在最短的时期内熟悉本地的文化面貌，至今想起来仍是十分感谢。

1986年是良渚遗址发现五十周年，计划下半年要在杭州召开一个纪念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年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开始筹划，从谋划到实施，自然落到了我们史前室的几个人身上。除了准备论文之外，为了能给纪念大会献上一份厚礼，我们一方面积极筹备发掘可能是良渚墓地的反山，希望能有好的收获；另一方面则着手整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浙北地区发现的80余座良渚文化的小墓资料，以便开会的时候请代表们参观。为了工作的齐头并进，由王明达和杨楠先在工地发掘。牟永抗先生则带领我和芮国耀在吴家埠整理资料，我们约定一旦发现良渚文化墓葬，整理工作立刻停止，大家一起投入发掘。好在吴家埠与反山相距不远，大家可以时常相互切磋。

在整理资料的同时，牟永抗先生还给我另外两项任务，一是把从马家浜文化一直到春秋战国的陶器按时代排列摆放到文物架上，以供开会时大家观摩。二是与他共同撰写《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回顾与展望》的论文。牟先生给我讲了许多他的观点，以及必需要读的一些文章。这两项任务给了我快速成长的机会，使我从实物资料到文献理论，得以在短时期内全面熟悉起来，这对后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帮助。我也很快体会到了张先生所说的，长江下游地区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与完整性的发展序列。从学校到工作岗位，一路得到先生们的提携与教诲，如今想来常常感到幸运，并充满感恩。

反山的发掘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首先在表土以下发现并清理了11座汉代的墓葬。1986年的5月31日是值得纪念的，那天我们确认了第一座良渚大墓，反山12号墓。很荣幸12号墓从器物露头后的发掘清理工作由我来做，当手中的竹签土里，碰到玉器时那种硬硬的感觉，最是让人激动、好奇与期待，因为土翻起来，你不知到下面会显露出一件怎样的器物来，这也正是考古工作的魅力和快乐所在。反山12号墓出土了至今为止个体最大的玉琮和玉钺。当将那件13斤重的玉琮搬起来的时候，那种沉甸甸的感觉，今天想起来仿佛还留在手上。反山的发掘一直进行到了10月份，共发掘出土了11座良渚文化的大墓，出土陶、石、玉、象牙、涂朱嵌玉器等1200件（组）。反山的发掘是浙江的考古工作者们第一次发掘到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葬，而我有幸成为发掘者之一，也因此与良渚文化研究和良渚玉器研究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反山的11座大墓在排列位置上，墓坑规格上，随葬品的多寡与种类上，都反映出许多的差异和严格的规定，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与认识。将良渚文化大墓与玉器的研究，从单一的墓葬而扩展到了对整个墓地的认识，为我们从一个整体上考察良渚文化的社会分化、分工等提供了新的材料。通过反山的发掘，对良渚玉器的种类、组合与功能等的研究，有了许多新的认识，从而开辟了良渚玉器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对以往作为兽面（或饕餮）认识的玉器上的图案，由于反山出土了它的完整的神兽结合的图像的祖形，从而在解释这一图像的内涵上，有了完全不同的角度。尽管仍有许多不同的具体看法，但将其认作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已成为共识。这一认识上的改变，对于正确解读良渚玉器的功能与造型上的意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反山的发掘还复原了玉钺的安柄形式，将以往称作“舰形器”和“杖首”的玉件，恢复到了钺柄的两端，并提出了玉钺具有权杖功能的认识。对三叉形器、冠状器等主要玉器，都找到了复合其功能的基本合理的解释依据。对良渚玉器从单一的认识，扩展到了对其组合件的认识。并且对琮、璧、钺、三叉形器、冠状器、玉璜、锥形器等玉器，从组合上和礼器系统的角度开始进行探讨。良渚玉器的研究，自此开始走向成熟。

1986年冬，在杭州成功举办了“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们参观了刚刚发掘完的反山遗址，观摩了反山出土的大量的良渚玉器。学者们对五千年的人类创造，以及玉器和大墓所反映的良渚社会的文明程度深感震撼。反山的重大发现与良渚50周年会议的召开，使良渚文化和良渚玉器的研究，从此更加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浙江的考古工作，尤其是良渚遗址的考古和保护，也日益受到国家文物局和苏秉琦、张忠培、严文明等先生的重视。从此张忠培先生和严文明先生等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先生们，每年总有几次亲临浙江和良渚指导工作。浙江省文物局还特聘张忠培先生与严文明先生为特别顾问。

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发掘了余杭安溪瑶山遗址，在瑶山的山顶上揭露出了一座平面上呈内外三重土色结构，边缘砌有石头护坡的覆斗形的祭坛遗迹。并在祭坛上清理了11座与反山相类似的良渚文化大墓。瑶山的发掘，不仅又一次获得了大量的精美玉器，而且也为良渚文化增加了一项新的重要内容――祭坛。从而使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良渚大墓与祭祀址，良渚玉器与祭祀的密切关系。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良渚一带的考古工作几乎没有中断，先后发掘了庙前、梅园里、卢村、姚家墩、葛家村、塘山等一系列遗址。

1987及1992～1993年通过对莫角山遗址的发掘，认识到这个面积约30多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10米的大型土台，是良渚文化人工堆筑营建的大型宫殿基址。如此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址以及与反山、瑶山等大量精美玉器的联系，反映了这里应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所在 。记得1992年莫角山遗址发掘时，张忠培先生与时任国家文物局文保司的孟宪民司长一同前来视察，张忠培先生考察完之后，第二天很慎重地把省文物局的领导以及我和王明达先生等约到他们下榻的旅馆，向我们讲了他考察后的思考，以及关于良渚遗址以后保护的思路，对于良渚遗址的考古和保护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宪民司长多次来良渚之后，也对良渚倾注了特别的情感。1998年在孟司长的关心支持下，由浙江省考古所古建院做了良渚6个遗址点的保护展示方案，并在汇观山遗址进行了试点实施。

1995年张忠培先生在《文物》上发表了题为《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的论文，提出了“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根据良渚墓葬的现象分析指出“良渚社会，已从史前的氏族组织，蜕变成了政权，进入到了国家的时期”。通过对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比较，指出良渚文化的起始年代为“距今五千二三百年，延续到公元前第三千纪前半，或约距今4600年前”。张先生这些超前的认识，对于良渚文化乃至长江下游史前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国家文物局和各位先生的关怀和支持下，1996年国务院批准良渚遗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东起良渚镇，西到瓶窑镇，北到天目山支脉的山边，南到良渚港的33.8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从此良渚遗址开始走向更加有效的保护和管理。

1996～199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良渚遗址群进行了拉网式的详细调查，在4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又发现了许多新的遗址，将原来的50多处遗址点增加到了100余处。

在我们不断为良渚遗址的发现而欣喜的同时，遗址所面临的保护问题也越来越大。遗址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也在交替中上升，而始终是两条腿走路，两条交织的主线在不断发展，我们一直在局部的保护中抗争，而始终无法从总体的格局与体制中得到和谐与扭转，而最终还是在两败俱伤中相互抗衡着与前进着。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的建设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处杭州市郊的良渚、安溪、长命、瓶窑一带，自然也逃脱不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道路，乡镇企业迅猛发展，集镇与乡村急速地翻新与膨胀，城市化发展与遗址保护，各有各的分管线路，各有各的指标要求。遗址群北边的天目山脉由于紧邻东苕溪这一天然的运输通道，在大上海的建设中，成为重要的石料来源地，开石矿成为了当地发展经济的一条重要途径，到90年代末，良渚遗址北侧的这段山脉上同时开采的大小石矿有30多家，使良渚这片依山傍水的秀美之地，每日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粉尘之中。

1999年国家文物局就加强良渚遗址保护工作专门致函浙江省政府，指出“良渚遗址是我国和人类的罕见的珍贵历史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提出扩大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立考古遗址景观及生态保护区或国家遗址公园，抓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前期准备。

2000年7月，浙江省政府决定关闭良渚遗址周边石矿，切实整治环境风貌，关闭了周边数十家石矿，使遗址周边的山川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

2001年9月，在杭州市和余杭区的动议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了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范围为扩并后的良渚、瓶窑两镇，区域面积242平方公里，成立了正区级的遗址保护专门机构，加强了良渚遗址的保护管理力度。

2001年12月，杭州市审议通过了《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使良渚遗址保护有了专门的针对性法规。

2002年9月，浙江省政府成立了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张忠培、严文明等12位著名考古、规划方面的专家为咨询委员。由国家文物局指定，余杭区政府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制定《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为配合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召开，为《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制定提供考古依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良渚遗址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又新发现了一些遗址，使遗址群内的遗址点增加到了135处。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如果以莫角山遗址作为良渚遗址群的一个中心来看待的话，那么莫角山距离南北两山的距离几乎是等距的，反思我们以前之所以将保护区的北界划定到天目山支脉的山边，而将南界定在莫角山南侧的良渚港，主要是我们的眼界局限于我们已经发现的遗址而做出的主观认定，而并没有站在山川水势的自然地理单元的角度考虑问题。相对于河流来说，山是更为明确和可以把握的参照系。而且古人也必定以周边的山作为其选择居住地的一个依托，是其生活的一部分，因此遗址附近的山也应该是遗址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会议上我们正式提出了关于良渚遗址保护范围南界的问题，我们认为良渚遗址的保护范围应该以莫角山为中心向南扩展到大观山的山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南北两山脉为界的自然地理单元，这一完整地理单元的提出，得到了咨询专家们的肯定。因此新的保护规划将良渚遗址保护区的范围由原来界定的33.8平方公里，扩展到了40多平方公里。建设控制地带划到了南北两山的山脊线。总体保护规划的制定，为遗址保护提供法律依据。作为《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制定了《良渚遗址5年考古工作规划与长期目标》，认真梳理了历年来的考古工作成果，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近期规划与远期目标，从而使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开始走向了有计划、有目标的有序发展阶段。

2006年11月，纪念良渚遗址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会议期间张忠培、严文明等先生参观了良渚遗址反山、瑶山出土玉器精品展，实地考察了莫角山、瑶山等遗址点。良渚遗址管委会张炳火主任拜访了张忠培先生等专家学者，向专家们汇报了近年来的遗址保护情况，并进行了交流。在与张炳火主任交谈及学术研讨会总结时，张忠培先生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反山、瑶山的发掘，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方向。良渚文化玉器工艺无与伦比，在当时来说是最发达的，不仅是中国玉器的代表，而且体现着文化与文明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哪个地方的玉器都不能和良渚玉器相比。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第一个是仰韶文化，第二个就是良渚文化。在一系列重要考古报告发表后，良渚文化研究从现在开始可以说进入了个新的时代。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要纳入到遗址保护中去。”张忠培先生对张炳火主任在良渚遗址保护中所作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由于两个人秉性投缘，所以从此也成为了好朋友。日后凡是张忠培先生来良渚，张炳火主任便一定作陪，大家戏称为老张先生和小张先生。

2006年为了安置遗址核心区的搬迁农户，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发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壕沟，宽约45米，深约1米多，壕沟内有较厚的良渚文化晚期堆积。当时我很想搞清河东岸的高地与河的对应关系，因此利用民房之间的一小块空隙，做了2乘4米的局部解剖，在挖到距地表约3米多深时发现了一层石块，这些石块呈散乱分布，高低不平，所以不是一个生活的地面，石头刚发现时，已经快到年底了，这一小片的石头开始几天我也并没有太在意，后来想着这些棱角分明的石块显然应该是人工开采的石块。那么这些石块会取自哪里呢？它们又是怎样被运输过来的呢？而从石块以上的堆土看，是较纯的黏土，中间也没有间歇的活动面，因此这3米多高的堆土应属于短时期一次性堆筑而成。而且我知道现在当地在修建河堤和水库大坝时，都用的是这种山坡上的黏土，那么这条压在村子下的长条形的高地会不会是良渚人堆筑的苕溪大堤呢？这些问题越想越觉得有意思，常常想得彻夜难眠。我们向当地民工打听，问他们在高地的其他位置挖井时是否也曾发现有类似的石块，有两个民工反映他们在打井时挖到过类似的石块，如果一公里多长的葡萄畈高地是良渚时期人工修建的苕溪大堤的话，那该是多么盛大的工程啊。由于葡萄畈村所在的南北向高地，位于莫角山遗址西侧约200米的平行位置，所以也有可能是莫角山遗址西侧的城墙。当我觉得这种判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时，真是非常激动。于是向曹锦炎所长、省文物局的鲍贤伦局长、吴志强副局长等作了汇报，并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在葡萄畈遗址发掘的过程中，也始终得到了良渚管委会各位领导的支持帮助，张炳火主任、王寿昆局长、严和蒋卫东副局长等时常到工地看望我们，为我们排忧解难，大家也一起讨论对于遗迹现象的判断。2006年12月下旬，良渚管委会又调进来一位副主任吴立炜先生，对于日后的考古与保护工作更是给予了很大的热情和无私的帮助。良渚遗址的保护和考古工作能够有今天的成绩，与这所有人的努力都是分不开的。

2007年元旦的前夜，我从工地上给张忠培先生打电话，汇报了我的发现和推断。1月份正好张先生要来浙江龙泉参加会议，所以答应我会后来看看。1月22日，张忠培先生考察了良渚葡萄畈的发掘现场。对以后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指导意见，并就良渚遗址申遗和良渚博物馆新馆陈列等工作向良渚管委会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张先生说：“中国历史上物质文化的杰作，第一是玉器，第二是青铜器，良渚文化的玉器是中国玉器的代表，在国内空前绝后，在世界独一无二。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浙江的角度，文化遗产都不能缺了良渚文化这一环。良渚遗址提出申遗目标比较早，在浙江所有提出申遗的项目中历史最悠久，应该排在省、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首位。”

对于良渚文化博物馆新馆陈列问题，张先生指出，新馆陈列一是要把握好大的学术架构，任何文化在进入文明时都会有暴力、有战争，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中国历史在进入文明时血缘关系没有断，不是奴隶制，这与完全的压迫社会有所区别。良渚文化处于中国文明的第一阶段，即王权时代，王权与神权并立。展示良渚文化，不能回避良渚时期社会分化现象的存在，但也不能纯粹以阶级社会来表现文明。良渚文化的特点是出现了显著的、不同层次的社会分工，如社会管理上王权与神权的分工，生产上石匠与玉匠的分工及手工业内部的细化分工，从而形成管理阶层，出现国家。二是要正确定位，不能就良渚论良渚，要把良渚文化放在中国和世界的角度考虑展示问题，既从良渚反映中国历史，从中国反映世界历史，又从世界历史，从中国看良渚文化。三是要把握好陈列方式，陈列要做到提高基础上的普及，这不仅要有研究，还要有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寓教育于欣赏中；展厅里不能光摆玉器，要实现主题下的器物灵活组合，使整个展览成为“有主题的好音乐”，避免刻板说教。

根据葡萄畈遗址的发现和推测，我们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2007年莫角山周边的考古调查、勘探计划，并得到了批准。

从2007年3月开始，我们首先以葡萄畈遗址为基点，向南北做延伸钻探调查和试掘。根据前期发掘对土质和遗迹的认识，我们确定了3个方面的内容作为下一步钻探寻找相关遗迹的标准：（1）这一遗迹是用较纯净的黏土堆筑的；（2）黄土的底部铺垫石头；（3）黄土和石头遗迹以外是当时的沟壕水域分布区，上层为浅粉沙质淤积层，底部为青灰色淤泥层，靠近遗迹边缘有良渚文化堆积。根据这些标准，2007年上半年我们通过钻探确认了南起凤山，北到苕溪宽约60米，长约1000多米的遗迹分布，并在北部白原畈段做了4段探沟解剖。通过解剖我们进一步肯定了这一遗迹在分布和堆筑方式上的连续性，而且在遗迹的内外两侧都有壕沟分布，壕沟边缘普遍叠压着良渚文化的生活堆积，陶片特征与葡萄畈段所出陶片一致。当时虽然还没能确认是否是城墙，但四千多年前这样大的工程也足以让我们感到震撼。

2007年6月4日，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关强司长和阎亚林处长途经杭州，专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考察了发掘现场，对于良渚遗址的重大发现和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和鼓励。

6月9日，我们在继续钻探寻找中，在河池头村路北的高地下面发现了一片石头遗迹，为我们探寻良渚古城的城墙，打开了一扇窗口。

6月19日张忠培先生考察了白原畈段的发掘现场，听取了我们的调查和发掘汇报，张先生兴奋地说，这个发现的意义，不亚于当年反山、瑶山的重大发现。新发现的大型石砌遗迹规模如此宏大，在中国同时期中还没有第二个，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要通过钻探等手段，了解这一遗迹的结构、营建过程以及其中的石头和黄土来源等问题，认识遗迹的功能，理解这一遗迹与莫角山遗址的关系。在得知良渚遗址管委会拟通过租地方式加强这一遗迹的保护时，张忠培先生称赞说，租地是一个伟大的措施，有利于考古的深入和保护工作的实施。张忠培先生还指出，遗址保护既要立足保护工作，以保护为目的，同时也要考虑群众利益，实现双赢。

19日下午我陪同张先生一起到余姚参加田螺山遗址现场馆落成典礼。6月23日晚上，张先生又特意从宁波返回良渚，要在良渚住两天，再好好看看。6月24日上午，张先生给我出了几道题目，要我回答葡萄畈遗址下一步的发掘计划，以及今后怎样围绕莫角山、土垣等大型遗址开展考古工作。下午在良渚管委会张炳火主任和吴立炜副主任的陪同下，我们在旅馆里开了个小型座谈会，我就先生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与葡萄畈相关的遗迹，到底是古代苕溪的大堤，还是围绕莫角山遗址的城墙，成了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一道难题，因为这一遗迹的南端连接到了自然的山体凤山上，而北端则叠压在了现在东苕溪的大堤下面。

张先生走后，我召集考古队开会，一方面做好葡萄畈与白原畈发掘现场的后续保护工作。另一方面，我们研究地图，踏看现场，围绕着是城墙还是大堤的问题，做了各种可能性的推断。我认为如果是城墙的话，最有可能性的走向就是南面沿着凤山向东，而北面可能是对着雉山和前山的位置。于是我将考古队员们兵分两路，一组在莫角山南面沿着凤山向东寻找，另一组在莫角山北面沿着河池头对应雉山的位置向东寻找。

我们沿着6月9日在河池头钻探到石头的位置为线索，向东向西寻找，也向村里的老乡打听在挖井时是否挖到过石头，一位热心的村民说挖到过，还带我去看挖出的石头，我去看了果然和我们挖到的石头类似，所以更增加了信心。就这样一个孔，一个孔的钻，一个点一个点的连接，到9月28日，我们最终钻探确认了从苕溪大堤到雉山的800多米长的墙体。随即我们选择了两个位置解剖发掘，证实了钻探的结果。北墙终于找到了，可这真的是北城墙吗？我们又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找到的北城墙在接到雉山上之后，又消失了。此时还是不能排除这是古代苕溪大堤的可能性，因为这一段与北面的苕溪大堤还是相平行。

从10月1日开始，我们在雉山东面设定了几条钻探目标，一是沿雉山一路向东北方向，按照与现在苕溪平行的位置寻找，如果找到了，那就是苕溪的大堤；二是沿着雉山向南钻探，把雉山设定为城墙的东北转角；三是沿着雉山东面的前山向南的高地钻探，把前山设定为城墙转角。第一条在雉山和现在苕溪大堤之间，来回寻找，一直钻探到安溪的杜城村，也未能发现可疑目标。第二条在前山南面的高地下面，也未能找到我们要寻找的石头地基。而雉山向南的钻探也迟迟未能发现石头的踪迹。难道真的是古苕溪的大堤吗？我们几乎探遍了从雉山、前山到旧104国道之间的南北1000多米长的范围，直到10月17日，最后终于在金家弄村北面的一块叫“外逃顶”的农田里钻探到了下面的石头。有了目标，我们迅速向南北扩大，北面连接到了雉山的东面，南面一直到小斗门村。当确准无疑是东城墙后，我理直气壮地向考古队员们宣布：“这回可以肯定是城墙而不是苕溪大堤了！”有了东西北三面，南面的城墙位置就容易确定了。10月29日我们终于在何村东面的台地下面钻探到了石头，然后迅速向两端延伸，至11月5日确认了南城墙的分布范围。

11月7日我与曹锦炎所长向省文物局鲍贤伦局长汇报了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11月9日鲍局长考察了发掘现场，开始与我们筹划新闻会的事情。

2007年11月15日，张忠培先生到临平参加良渚博物馆新馆形式设计招标会，16日冒着小雨考察了发掘中的良渚古城的四面城墙。提出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持续性考古，要有“百年谋略、十年设想、三年规划”，指出首先要搞清莫角山土台与现在发现的城圈以及土垣（塘山）遗址之间的关系。

11月26日邀请了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到良渚考察，严先生看了遗址发掘现场，并听取了工作汇报，对于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和良渚古城的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严先生说：“良渚文化对于整个中国的文明影响很大，这与这个文化发达的高度有关，现在这个城的发现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多年来良渚的工作已经证明了这里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地区，这个区域有反山、瑶山、汇观山祭坛与墓地，有莫角山3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土台。现在良渚古城的发现更加证明了这个认识，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

11月29日，在良渚遗址管委会召开了新闻会，由浙江省文物局鲍贤伦局长作了新闻。良渚古城的发现被誉为“石破天惊”、“中华第一城”，震动了考古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考古界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省内外领导，纷纷前来参观考察。

2008年3月20日，由浙江省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召开了“良渚古城考古规划研讨会”，邀请了徐苹芳、张忠培、严文明等20多位国内著名考古专家参加，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组织专家考察了良渚古城发掘现场，观摩了出土文物标本。专家们对于良渚古城的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于良渚古城以后的考古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

2008年6月在良渚成立了中华玉文化中心，张忠培先生应邀担任中心主任，在成立大会上，张忠培先生首先向与会人员简要回顾了良渚文化的发现、命名、研究的历史过程。他指出：“良渚文化的研究方向就是要深刻揭示它的文明内涵。良渚遗址在良渚文化命名、良渚玉器研究及其对中国文明影响的思考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渚文化已迈入文明门槛，是同时期全国各地文化中发展水平最高的一支。良渚文化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如果把良渚文化玉器比作一顶皇冠，那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就是皇冠上的明珠，它的成就在世界范围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四大物质载体彩陶、玉器、青铜、漆器中，玉器最为源远流长，在民族文化里底蕴最为深厚、生命力最为顽强。”

对于玉文化的演变，张忠培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阶段，即以玉比美阶段，可细分为旧石器时代至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单纯的“比美”阶段和公元前4000年左右至公元前3300年左右的“比美”兼“示富、显贵”阶段；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神王之玉”阶段，神权和王权并重，统治阶级的顶层同时掌握王权与神权；夏代至春秋的“以玉载礼”阶段，其中西周晚期以前处于玉器与青铜器并重作为礼器阶段，西周晚期到春秋青铜器逐渐占据主导，但仍保留“佩玉示礼”传统；春秋战国后的“以玉比德”阶段，其核心是仁、义、礼、智、信的民本思想。

对于刚刚成立的中华玉文化中心及今后的玉文化研究工作，张忠培先生指出，一是既要研究玉器，又要研究玉器背后的文化；既要形而上，又要形而下；既要宏观，也要微观。二是要对玉器和玉器文化进行谱系研究。目前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这三大谱系的玉文化研究中，良渚文化走在了前列，但总体来说都还不够深入透彻。按照“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轨迹，从多元一体的角度对不同玉文化进行解构。三是做好玉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结合文章，不仅要研究玉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还要研究在文化力上发挥的作用；要把研究成果投入到当代文化建设中来，为建设新文化作贡献。

中华玉文化中心成立六年来，在张忠培先生的领导下，继承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玉魂国魄”的指导思想，按照出成果，见实效的方针，扎扎实实的两年一个会、一个展览、一本图录、一本论文集，先后在良渚博物院举办了“红山文化玉器展”、“凌家滩文化玉器展”和“夏代中国文明展”。对中华玉文化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2008年以来，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在张忠培先生的指导下，按照“三年规划，十年目标，百年谋略”的方针，认真梳理了良渚遗址已有的资料与存在问题，制定了详细的考古工作规划，确立了短期任务与长远目标。

6年来在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和良渚遗址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进行了不间断考古勘探和发掘解剖。目前已经基本搞清了包括良渚古城在内的约10平方公里范围的遗址分布情况，探明了良渚古城城内外的水系分布与遗址格局，发现了穿过城墙的8座水城门和一座陆城门。对城内的宫殿区莫角山遗址的堆筑过程以及使用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

利用无人机航拍航测，获得了120平方公里的高清数字正射影像图和配套的2000分之一矢量地图，为良渚遗址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资料。

初步建立了良渚遗址群的测量控制网，对遗址群以及更大范围进行统一布方编号，控制网覆盖面积约313平方公里。

2013年良渚遗址总统保护规划得到批准实施，良渚遗址的红线平方公里。余杭区正式提出了2016年良渚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目标，目前申遗计划正在紧锣密鼓的实施之中。良渚古城所在的3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住户已经在2013年年底前搬迁腾空。良渚遗址的考古与保护，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断探索，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这其中凝结了几古人的汗水和心血。这一路走来，我们得到了许多像张忠培先生这样的老一辈考古学家们的关心和教诲，得到了各级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理解、帮助与牺牲奉献。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光环下，感受五千年中华文明辉煌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感激！感恩这所有的一切！

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良渚人的主食，指主要食物，或基本食物，显然是——稻米。参考依据：①比其早一、二千年，且同一地域、又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就曾出土过大量的人工栽培稻谷。②在良渚文化区，发现众多存有稻谷、稻谷壳或印痕、植物蛋白石等的马家浜、崧泽及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址，如：余姚河姆渡、桐乡罗家角、湖州钱山漾、杭州水田畈、萧山蜀山、跨湖桥、嘉兴双桥、大坟及雀幕桥、海宁赞山、德清雷甸、杨墩及下高桥、安吉安乐窑、诸暨楼家桥、慈溪童家岙、宁波五星、八字桥、慈湖和妙山、鄞县蜃蛟、奉化名山后、舟山白泉和马岙、吴县草鞋山、澄湖、越城、摇城、昆山少卿山、吴江龙南、江阴南楼、无锡锡山、施墩、马山门前山、仙蠡墩、丹徒磨盘墩、常州圩墩、金坛三星村、高淳薛城、句容陈家头山、南京庙山、江浦龙山、海安青墩、青浦崧泽、松江汤庙村、上海马桥等处。几乎遍及全良渚文化区。③出土的稻谷，有些如钱山漾遗址都是成堆的，有谷粒和米粒，分布很广；有些如金坛三星村遗址的，已成炭化稻粒；但经鉴定均为稻，是人工栽培稻的早期形态。④吴县草鞋山遗址、昆山绰墩遗址等处发现稻田遗迹，进一步印证人工栽培已广为展开。⑤嘉兴双桥遗址等处出土了陶臼。杭州水田畈遗址等处出土了木杵。宁波慈湖遗址等处出土了陶质研磨器等。表明已掌握了稻谷的加工技巧，稻谷脱壳主要使用杵臼舂捣(含以地为臼)，或研磨器研磨。⑥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许多炊具——陶釜，其中有些釜内还残存一些烧焦的“锅巴”；又，在余杭南湖遗址亦曾发现二只陶釜内有明显的“锅焦”遗迹；经辨认其成分是稻米¨，。⑦《史记·货殖列传》等古籍有古越人“饭稻羹鱼”之记述。以上种种事实，确凿无疑地论证了良渚人是以稻米为主食的。

良渚人如何食用稻米?从现有知识看，基本上仍继承了“河姆渡人”的食用传统；既不像现代人那样焖干饭，又不是煮稀粥，而是“?粥而食”(2)。粥有厚薄之分，《礼记·檀弓下》孔疏云：“厚曰?，稀曰粥”。?，即糜粥，亦即稠粥，或可称之为“干粥烂饭”。这种习俗，后来连中原人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仍在保持着。如孔子先祖正考父，贵为三朝元老，由于当时口粮尚不宽裕，也是吃粥生活，有其鼎铭云“?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可为证。又，河姆渡遗址就发现了原始的甑，良渚文化反山遗址等也出土了甑；余杭吴家埠遗址及余杭南湖等处出土了?，而?实为鼎和甑的组合体。加上钱山漾遗址等处发现夹砂陶鼎腹内加一周突棱，以便放置箅架之类用以蒸食之炊器。综此看来，当时还可能有了蒸饭或蒸食。陶甑的出现，较仰韶文化要早出若干世纪(陈文华)。蒸，是我国独特的烹饪方法，也是谷物为主的粒食地区才特有的烹饪法。此外，当时还可能有“糗”或“糇”，即相当于炒米粉之类的干粮。考古虽尚未发现物证，不过这类粉体有机物质，几千年保存至今是极其困难的，除非奇迹。这种认识是鉴于：①“石燔法”是上古时代最先形成的原始烹饪方式之一。有《古史考》云：“加物于燧石之上而食之”及《太平御览》引《周书》云：“神农氏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等可供参考。此法烹得，即炒米是也。②宁波慈湖等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物中有石质或陶质研磨器以及杵臼等，可加工米粉。③当时社会需求。种种迹象表明，良渚文化时期多征战、多大型土木工程；如良渚文化的势力当时曾一度北上飞越长江，穿渡淮河，扩张到海岱地区，花厅遗址的发掘与研究(3)就是个表征；而土木工程，规模最典型最宏伟的代表作之一如余杭莫角山遗址及其周边遗址群，即一例证。在这类战备、远行、野外劳作等情况下，糗、糇等干粮，正如(诗经·大雅·公刘》所描述：“乃裹糇粮，于橐于囊”，轻便易带，取食方便，经久不腐；比煮、蒸等烹饪方式显然优越多了，从而促成。良渚人的糗或糇除以稻米制作外，还可能采用材料，如豆、葛藤根等。附言，糗、糇在此是借用名称，当地当时如何称呼，尚无考。

这里，良渚人主食稻米是从总体而论的。良渚文化区域自然条件优越，自古以来盛产稻米，一直是水稻的主产区和高产区，甚至还可能就是稻作的起源地(4)。历史上，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夫差曾一次就贷给越国谷“万石”，而越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后，“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国语》卷二十《越语上》)，且一次就能还给吴国谷“万石”。这虽是后话，仍可资参考。然而，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已开始了阶级分化，对黎民而言，不一定都能全年享用不愁。笔者解放初期曾在这一带农村参加过“”，亲身体验到当时贫下中农在每年春夏青黄不接之际，还要靠芋艿、荸荠、风干老菱等，甚至糠菜代以度日。当时人口比现在少，但生产力远比现今低下，类似的情况，当在历史演化的情理之中。

关于良渚人的副食：所谓副食，是与主食相对而言的，是套用了现代的概念。实际上，在那时，恐怕未必有主、副食的概念，至少无明确严格的区分。现为叙述的方便，暂且借用，并分为荤、素两大类。

荤类，即肉类食物，是摄取动物性蛋白质、脂肪与几丁质等营养的主要来源。在获取肉食的资源中，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之间，家养动物的比重在不断地攀升。有专家分析过：河姆渡遗址：鹿科等野生动物的比例相当大，数倍于猪的数量；以野生动物为主。桐乡罗家角遗址：以鹿科最多，猪次之；以野生动物为主。常州圩墩遗址(属马家浜文化)：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15％，鹿科等野生动物占85％；以野生动物为主。青浦崧泽遗址：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26％，鹿科等野生动物占74％；以野生动物为主。青浦福泉山遗址：猪等家养动物的数量较少，主要是鹿科等野生动物。苏州龙南遗址(属良渚文化早期)：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70％，鹿科等野生动物占30％；以家养动物为主。上海闵行马桥遗址：其良渚文化层，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62％，鹿科等野生动物占38％；以家养动物为主(5)。这是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促进了聚落定居与家畜饲养(6)。狩猎捕获的野生动物处于的补充地位。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多达61种，分属34个种属，这在我国其他史前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经鉴定家畜有猪、狗和水牛三种，可能还有四不像鹿。他们的肉食来源主要是水生动物，……。其次是四不像、梅花鹿一类野生食草动物”(7)。“从考古发掘的现场来看，许多陶器鱼骨狼籍，龟壳鳖甲遗物成堆，……仅以清理的一小部分龟的遗骨为例，明显可分的龟类个体竟有1570余个”、“河姆渡人捕获最多的还是那些水生动物。在出土的61种动物残骸中，水生动物就达19种之多，且数量惊人。……遗址中许多煮食的陶釜中都装有龟、鳖、蚌、鱼等水生动物遗骸，其中有一陶罐内竟存有满满一罐完整的龟、鳖甲壳；蚌壳更是成堆地发现，甚至在狗粪中还发现许多鱼骨”(8)。桐乡罗家角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骸中，经鉴定，有：(1)狗；(2)家猪和野猪；(3)水牛；(4)貉；(5)亚洲象；(6)梅花鹿；(7)四不像鹿；(8)獐；(9)鲸(?)；(10)乌龟；(11)中华鳖；(12)鼋；㈦扬子鳄；仙雁；(15)鱼类，鱼类的遗骨是动物群中数量特别多的一类。大多数是保存在各个灰坑中，有的堆积厚度可达40-50公分，但采集较难，初步认定到属的有：鲤、鳢、青鱼、鲫；(16)软体动物，由于保存不佳，采集困难，未作鉴定。只有形态基本相同的蚌类一种(9)。到良渚文化时期，从各遗址采集到的动物遗骸看，情况仍基本相同，无大变化。“就目前所知，推测良渚文化先民已圈养了家猪、狗、鸡和鸭等。尤其是杂食动物的家猪，生长快，繁殖力强，活动范围又小，粪便还可以充当肥料，因此当时饲养已较普遍。在良渚文化遗址或墓中常有家猪遗骨和牙齿发现，即是其证”、“狩猎捕获的动物主要是：鹿、梅花鹿、四不像鹿、麋、獐、野猪、虎和象及各种鸟类等”(10)；另外，还包括采集的鸟蛋、蜂蜜等。另一方面，“水中滋生的各种鱼类、蚌类都早巳成为良渚先民的盘中餐，是食物来源的补充。依考古发现得知，主要有鲤鱼、鳖、龟、鲫鱼、黑鱼、青鱼、蟹、蚬、螺蛳、蛤蜊、河蚌和海中的鲨鱼等”(10)。如余杭吴家埠遗址发现灰坑20个，第四文化层共14个，灰坑内除杂有较多的陶片外往往包含大量的兽骨、鱼骨、龟蚌甲壳等，尤以鱼骨为最(11)。良渚文化区自古以来就是以江河湖泊密布的平原水网沼泽地为主，并东邻著名海洋渔场——舟山嵊泗列岛，气候上属湿热的中带；因而，水草茂盛，渔业资源极其丰富，有淡水鱼产，还有海洋渔业。故，越人的渔猎活动，尤其是捕鱼、采贝、捉蟹等，广见于各类古籍而为人所津津乐道。如《汉书·地理志》：“江南地广，……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茄赢蛤，食物常足”。渔猎用具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出现频仍。如吴江龙南遗址发现的近百件陶网坠及大量的渔猎用石、骨器和大量兽骨、鱼骨、螺、蛤、蚬壳、植物种子等(12)。此外，出土过石网坠或陶网坠的遗址至少还可以举出以下各处：如桐乡罗家角遗址、杭州水田畈、余杭文家山、余杭吴家埠、嘉兴双桥、湖州昆山、青浦金山坟、歙县新洲遗址等。由此可知，当时渔业时兴织麻网捕捞。此外，钱山漾遗址发现竹篾条编结的“倒梢”(13)；杭州水田畈遗址出土l件竹篾编织物，出自t6井内，像鱼篓，呈三角形，编织很精细(14)；这些捕鱼的工具至今仍有些在袭用。嘉兴南河浜遗址，出土有鱼标、匕(15)。还有些遗址出土了骨镞、弹丸、骨锥、骨鱼叉、木矛、木船、木浆等渔猎工具。训练鸬鹚等生物捕捞业也已发展。又，余姚鲻山遗址曾发现成堆的鱼鳞，表明吃鱼前已懂得先刮去鱼鳞(16)。综上，显然鱼腥类水产食品在良渚人的饮食结构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是其大众荤食的主要类型，是其摄取动物性蛋白质等营养的基本来源；难怪《史记》等古籍中要以“饭稻羹鱼”来高度概括古越人的饮食习俗。这既是古吴越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特点的反映，也是对古吴越文化个性特征的精辟总结。现代医学证实：多食鱼类，有利健脑发智强身。

素类，即植物性食物，是摄取碳水化合物、植物性蛋白与油脂、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的主要来源。除稻米外，“按目前所知，已有种植或采集的蔬菜、瓜果等，其中自然界中还有可供食用的酸模、榆果、板栗、蓬蒿、蕨菜、龙须菜、扁蒲、蒺藜、芦笋、葛根、艾蒿、竹笋、灰菜、羊蹄菜、梅子、桃子、桑椹、杏子、甜瓜、小瓠瓜、枣、菱角、胡桃、葫芦等”(17)。这方面，游修龄、俞为洁、林华东先生等已有较为周详的研究论述发表(18)，不再赘言。仅再着重重复、强调、兼带补充以下食物：芋、薯蓣(山药)、葛藤根、竹笋、蕨菜等地下根茎类植物；甜瓜、葫芦、桑椹等瓜果类植物；菰(茭白及菰米)、两角菱、莲藕、薏苡、芡实、芦苇的新芽等水生或湿生植物；野菜等食叶植物；食用菌等菌类植物；大豆、莲子等植物种子；在山区，还有橡子、榛子、松子、板栗、南酸枣、核桃、杏子、杨梅、桔柚等林木果品。总之，品种繁多。这些，不仅是当地历来的土产、盛产物品，而且直到近代甚至现今，仍是这一带惯用的民间食品。其中，芋，“东南沿海的浙江省发现有野生芋的分布”、“周代与百越系统关系密切的东夷族的邗、莒就是以芋名国的(据《说文》，齐人称芋为莒)”(19)。菰，“主要分布在江南，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应是南方古越族首先利用和加以栽培的”(19)。杭嘉湖地区的湖州市，由于菰蕃衍繁盛，战国时就曾被命名为“菰城”，直到现在，仍是茭白的盛产地。菰，在我国古代曾跻位于“六谷”(称、黍、稷、梁、麦、?)之中。?即雕胡，亦即菰；据说我国江苏南京、苏州一带的郊外，现在还可以找到野生不结茭的菰(游修龄)。菱，野生二角菱自古以来在江浙一带就是重要分布区，在河姆渡、马家浜、钱山漾、青墩、龙南和草鞋山等遗址都曾先后出土。可鲜食亦可熟食，还可晒干贮藏一段时间；现今，嘉兴一带的南湖菱仍蜚声市场。薏苡，又名薏仁米，《诗经》上称之为：苤莒；河姆渡遗址出土物中就有薏苡。莲藕，通常认为原产于印度，然而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在其第四文化层就发现莲属花粉化石遗存；又1973年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房基遗址曾出土二枚古莲子在烧火台上，距今已有五千多年历史。另外，芡实、芦苇等，也都在河姆渡遗址发现过踪迹。竹笋，江浙一带是竹的故乡之一，历来盛产早笋、毛笋、笋干、罐装笋片或笋块。居民有喜食笋的习俗。桃，南方水蜜桃类就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已分布在江浙沪地区的野生桃。至于桔柚，《述异记》曰：“越多桔柚园。越人岁出橘税”。(尚书·禹贡·扬州》云：“厥包桔柚，锡贡”。可能是这个地区桔柚栽培的较早记载，并在当时，曾作为高贵珍希贡品，奉献至中原。这里的“扬州”，泛指淮水以南广大地区，包括良渚文化区在内；只是迄今尚未发现有考古遗存。

当时，可能仍属于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淮南子》)晚期之际，因而，除上述植物外，各地，因地制宜，通过实践与交流，不断有能食用的植物被发现被筛选，从而拓展素食的品类。只是我们尚不知晓。如，半坡遗址发现有白菜或芥菜，良渚遗址是否也有这类叶菜?

至于以上素食是人工栽培的还是采集得来的?除稻米外，尚难判定。可能多数是采集的，但有稻米的栽培经验，不排除也有部分植物产品开始人工栽培。如，芋；“据一些人类学家的考察，人们最先将灌溉技术应用于作物的，不是水稻而是芋。古代亚洲种稻的梯田可能起源于种芋的梯田”(游修龄)，如确证的话，至少芋、或许还包括菰、菱、竹笋等，可能已开始人工栽培了。

由于植物资源非常丰富，采集方便，供应充足，所以良渚人一般是以素食为主。另一方面，当时既已出现了阶级分化，因此，在肉食与素食的消费比重上，人群间不平衡。肉食，相对难得、珍贵，分配难免就有倾向性；除少数高阶层人物外；黎民大众只能是有什么吃什么，因地制宜，素食当家，尤以富含碳水化合物——淀粉类的水生或湿生植物、地下根茎植物食品为多，以充主食。

总体看，当时良渚人的农业是相当发达的，物产丰富，食物充足；从而，社会方有条件供养大量巫师、贵族、工匠，仍至战士等脱产人员，成为孕育文明的良渚文化存在与发展的物质保障和经济支柱。

良渚人的主食与副食如何烹饪?尚难知其详。推断：总体上，一方面，那时既然未必有主、副食的界定或区分，自然是饭菜不分，将各种食物混合在一起，“大杂烩”式的一釜熟。宝鸡市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缸内就盛有鸡、鱼骨骼、松散地与黑色物质胶胶混杂在一起的事迹等，就是个参考例证。也可能，按现在的概念判，是煮一釜“菜”，以菜当饭；如上述河姆渡遗址等处显示的：熬一釜鱼或龟鳖或蚌蛤或鱼鳖蚌多珍鲜汤之类，就食。另一方面，仍保留些直接烧烤兽肉炊食的事例，如在桐乡县普安桥遗址，就发现局部被烧烤的地面及烧烤成灰白色的碎兽骨等。再一方面，晚期，或许，始行饭菜分炊，使成先秦所谓的“?”，(楚辞·九思·伤?肌罚骸?蓟旎熨饨皆堋保?lt;说文·食部》：“?，以羹浇饭也”；类似现今的“盖浇饭”。实际上，这还是分炊合食。这是因为，当时的烹饪手段，限于陶器皿，主要是：煮、蒸、烤三种；其中烧烤出现最早，在狩猎采集时代就已采用；煮及蒸是在原始农耕开始后方发展起来的；三者之中，以煮食为主，蒸次之，而烤在良渚时期可能已较少实施。至于，炒，却是有了铁器后才出现的事。自然，不排除当时少数上层人士，追求享受，发展烹饪技术，尝试性实行饭菜分炊分食，以菜佐饭，以菜佐酒等的可能。另外，综观良渚文化时期的各类炊器，大多加盖使用，这种举措，既能充分利用热能，节约燃料，且能保存食物本来的香味，又卫生。

总之，良渚人的“食谱”，就当时而言，已相当完美、丰盛! 为此，有人认为：良渚文化，是一种稻作文化与渔捞文化有机结合的稻作渔捞文化。

生活用陶器，大致分四类；即炊器、食器、酒器和水器、盛贮器。其中，炊器：主要有鳍形足鼎，以及?、甑等；食器：主要指豆类，还有部分圈足碗等；酒器和水器：主要指过滤器、?、?、杯、宽把带流罐形壶、杯形壶等；而盛贮器：指双鼻壶、贯耳壶、盆、盘、钵、罐、簋、缸、瓮等。有关于此，林华东先生已有全面的论述(20)。

注：①浙北6处遗址：海宁县千金角、徐步桥、盛冢埭、平湖县平邱墩、嘉兴市雀幕桥、德清县辉山遗址。②酒器和水器中还包括：过滤器。③仅见些足，未见完整器

由上表(2)，虽然其中有相当部分可能是明器，非实用器具，由于古人的“侍死如生”的观念，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折射出些当时的现实；因此，得到的综合印象是：①生活陶器中以炊器——鼎及釜，占大宗。烧煮活动，占绝对优势。②食器，主要是使用豆。在上古时期没有桌子，人们席地而坐或以蹲姿以就餐的情况下，豆可盛饭菜，置于面前，食时手握豆柄拿起来吃，功能独到，方便实用，从而深受古人的喜爱。碗，尚稀少。不普遍。盘、钵等使用比重还不甚大。③盛贮器，器型最为繁多，且数量在整个生活陶器中也占相当重要的位置。其中，罐，包括瓮、尊，数量比重相当高；并尤以罐的造型最为多样。而盛器：盆、盘、簋、钵四者合起来，比重亦不容忽视；反映：物质丰富，盛贮品众多，需求迫切。④从数量比及口径大小分析：良渚人可能是以钵或盆等盛烹饪好的饭菜，以豆或盘等将饭菜分到个人进食。豆、盘，由于归个人进食时使用，使用频率相对较高；加以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从而渐受重视，并开始讲究起来了。诚如墨子所云：“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如黑陶豆，是良渚文化时期较为典型的盛器，有矮肥、高座及竹节细把等造型；特别是竹节形豆把，其本源于吴越当地一带盛产的竹类，是良渚人生活的直接体验，并予以抽象的表现所致。如福泉山遗址出土过豆盘外腹部有蟠螭纹，竹节形豆把上有形态各异的鸟纹装饰等十分精美的豆。又从余杭庙前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物中有木豆、木盘。盘分木质船形盘、木胎漆盘等，其中一件还是木胎双色残漆盘(22)；亦可作旁证。⑤缸，显然是贮水器。人们生活需要蓄水、贮水了。⑥酒器，如?、?F等，亦占有一定的比例，反映了当时古越人饮食中已包括了酒，且已相当普及。⑦壶，在酒器和水器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其中，尤以双鼻壶和贯耳壶称著；前者是良渚文化中最具典型特征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它自始至终与良渚文化同兴衰；后者是良渚文化中晚期出现的新器型，也是良渚中晚期较常见的器型。(林华东)。

河姆渡人进食“米饭”等时使用的取食工具或工具之一已知是骨匙，有出土文物可以佐证(23)。演进到良渚人，是否继续使用骨匙? 匙、匕(或称“?啤保?闯?之类，在良渚文化出土文物中较为少见，但还是有。如：余杭瑶山遗址的12号墓就出土过玉匕l件、玉匙l件(24)；吴家埠遗址发现骨匕1件(25)。叉，在本区域尚未发现。筷，亦未露面。鉴于筷多为竹木质的，易朽难存；故未露面不等于不存在。

到良渚文化时期骨匕等为什么会少见?如上所述，良渚人由于原始农业发展，食物以素食为主，肉食比重包括狩猎的比重下降，致用以制作餐具的骨质材料来源相对短缺，这可能就是其缘由。

我国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古人就懂得了用火。从而逐渐摆脱了“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淮南子·务修训》)，改善了健康状况，提高了生活质量。通过用火，由偶然到必然，逐渐掌握并积累了熟食方式与经验。为了解决“火中取食”的烫手问题，进食时先民们不得不设法就地取材使用树枝、竹棍或骨棒之类得来最方便的材料作为工具来完成刺、按、挑、夹或叉取等动作，以便取食。这应是本能、是情理中之必然事。连猩猩都会。因此，箸(古时称“?k”)、匕(匙)之类的雏型就此产生。除玉质、骨质者外，当时的大多数情况下先民对这类进食工具很可能是信手拈来，随用随弃，不惜保存，从而使其事后大都被塘火就地烧掉，或被蚁蚀风朽了；致没有遗留保存下来。这种现象，在今部分少数民族群体中，甚至现代人的野炊活动中，仍常重复、流行。正所谓：“来得易，去得快”。箸，是中国热食、粒食文化的独特产物。有关于此，赵荣光先生曾有专门论述。“箸的出现，只能缘于中国人的粒食传统，而决不能出现在面包制品的面食民族的餐桌上，这是不难理解的”(26)。据说，我国使用筷子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夏代。“先秦时期，筷子叫‘?丁??械囊残醋鳌?k’。《礼记·曲礼上》：‘羹之有菜者用?k，其无菜者不用?k’(郑玄注：‘犹箸也，今人或谓箸为?k提’)。秦汉时期，筷子叫‘箸’。……隋唐时，叫‘?’。明清时，由于渔民忌讳而改称为‘筷’。……‘筷’字在清《康熙字典》时还没有收录。……最早成型的筷子大概多用竹子做的，所以‘箸’字有个‘竹’字头”(27)。箸，见之于文献的最早为《韩非子》，其中《喻老》、《说林上》同时称有“纣为象箸而箕子怖”。纣王做象牙箸，说明的是其生前的骄奢淫逸，然而纣王的象牙箸、包括处的铜箸、骨箸等，决不会凭空产生，此前肯定有个漫长的竹、木箸及其雏形物等发育发展过程为其参照。这就反映在商代纣王之前显然早就已有了筷子。目前所知最早的箸出土于殷墟侯家庄m1005墓，为铜箸。湖南香炉石遗址出土了骨箸。湖北随县擂鼓墩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三双竹箸(?)(28)。现已了解，良渚文化的末期与夏代接近，或有部分叠连；而夏文化、至少是其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的二里头文化，与良渚文化间，被认为曾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夏代之“夏”，不是夏人自称，而是周代始称。据董楚平先生等考证：“夏”与“戊”即“钺”古音相同，可能是同一个字；且“钺”与“越”相关(《吴越文化新探》)。因此，统观上述种种，于良渚文化时期出现并使用“筷”的雏形物，应是理所自然的。另外，当时仍不能排除还在继续使用“两双半的筷子”——即用手(五指)直接抓食；所谓“毋抟饭”。地区文化间是在不断交流与影响中，而“用手吃饭的方式，在中原很可能结束于战国晚期”(28)。

综上所述，良渚人进食方式：用匙——竹匙、木匙，间有骨匙；用“?k”——竹质、木质兼有树枝柴棍骨棒之类；同时，仍间或还使用手抓食。

良渚人饮食中是否已有酒?迹象表明，应是肯定的。①陈文华先生论析：“河姆渡遗址附近，至今还生产大量杨梅。熟透了的杨梅略经堆积，便会发出一股浓烈的酒气，……只要稍加处理，就成为一种美味的果酒。……河姆渡第三期曾出土陶?。而陶?一般也被考古界认为是种酒具，表明河姆渡人也会酿酒。……另一类是用米饭酿酒。如河姆渡人已经用陶甑蒸饭，米饭如果没吃完，放久了受到酵母菌的感染，就会自然酿成酒”(29)。顺理成章，后继的良渚文化只会进一步发展，更上一层楼。②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酒器，如蚕、?F等，尤其是余杭吴家埠遗址、良渚庙前遗址和萧山蜀山遗址等处出土的过滤器等，反映了当时良渚人饮食中已包括了酒，且已相当普及。③江苏吴江龙南遗址二期的灰土中淘洗出红蓼遗存。红蓼，有许多别称或俗称，如酒药草、酒曲草、酒酿曲等，透露了此草与酿酒的关系。结合良渚文化所出土过滤器、大量杯、?、?等水酒器及稻作的发展程度看，良渚人采用红蓼用于酿酒已很有可能(30)。④山东莒县陵阴河大汶口墓葬中，1979年，发现了距今五千年的成套酿酒器具，包括煮料用的陶鼎，发酵用的大口尊，滤酒用的漏缸，贮酒用的陶瓮。同处还发现了饮酒器具单耳杯、觯形杯、高柄杯等(31)。大汶口文化与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大致同期，其晚期与良渚文化的早期有些重合，考古证明，两种文化间有过交往与相互影响；以前，一度曾被认为二者可视为同一个青莲岗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因此，大汶口的成套酿酒器具等，对良渚文化而言，不可能无动于衷；只是尚未被发现罢；甚至还可能倒过来，大汶口的酒具本源于或传自于马家浜、良渚文化!上述的花厅遗址事例就可能是潜线索。⑤巫觋法事、战争打斗及婚丧喜庆等的需要。

关于食盐。人，生理上需要盐；缺盐将影响健康、体力与发育。同时在烹饪中也是必备的调味品。需求量不多，但不可或缺。这在哺乳动物中是共性。野生动物到时自会本能地去觅寻，吮吸或舔食。正所谓：盐为“食肴之将”、“生民喉命”，人人仰给。良渚人生活在沿海，得天独厚。取得食盐应是十分便捷的事。《说文解字》云：“古者宿沙初煮海盐”。良渚遗址所在地的原杭县下沙一带，解放初还被称为盐区。盐，易溶；特别是长期处在潮湿的土壤中，受水作用，极易淋溶消失无踪。因此，在考古上至今未能发现良渚人制盐及食盐的物证。但，能肯定他们是有过作为的。而且，推测良渚人不单自产自用，还很可能会从事些运销或交换，并从中谋利营生。因为同时代的内陆人也需要盐，有需求作内在推动力。例如至少江西及湖南、皖南的部分地方，历来就是依靠“浙盐”生活的。以上推理，不是凭空而来的。常言：“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有种种迹象显示，如：余杭横山遗址曾出土石斧(钺)132把之多(32)；瓶窑汇观山4号墓随葬的石斧(钺)就有48把；且均未开刃，显非实用器。有人分析，这些石斧(钺)，不是生产工具，而是“货币”，是象征财富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越国以斧斤为货币，其渊源可能即在于此。又如：余杭反山遗址出现了大量随葬玉璧的墓葬，其中m23出土玉璧54件，m20出土42件，m14出土26件；这些“良渚文化玉璧还是死者生前的财富、身分和地位的标志”(33)。在原始社会，这些财富是通过何种途径聚集的呢?支持这种联想或推理有下列参考事实：①近期长江三峡考古，在忠县、开县、云阳、巫溪县和巴东县等发现了大量的制盐工具和运盐栈道，揭示古代的巴人用盐将捕获到的鱼腌制晾干后，运出三峡到周边国家换取粮食等，这一本万利的食盐贸易，使巴人不纺织却有衣穿，不耕作却有粮吃，过着“鸾鸟自歌，凤鸟自舞”般的世外桃源生活(34)。②上古时代，青海一带的“原始羌人，居住地区拥有丰富的食盐，其四周诸河的上源部分，大都仰给于它。羌人逐渐能够用自己驯养成功的牲畜运盐到那些乏盐地面去兑换土产来丰富本地区人民的生活。那些行盐的羌人，既是提高自己生活的人，也就是导引其过剩人口向外流动的人”(35)。③山西解州盐泽，即今运城市的盐池，上古时被誉为“国宝”，曾是蚩尤部落居地，蚩尤因此才有实力与黄帝抗争(36)。当时，环绕此宝，几番大动干戈，直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漂杵。④汉武帝时强行实施“盐铁官营”，结果，增强了当时国家财政实力，促进了国家巩固一统。故，素有“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之说，不但能给封建统治者带来丰厚的赋税；而且也可以给商人带来高额的利润；故时人有：“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等等。以上事例，充分反映盐在远古时代一个部族或国家的经济振兴和文化交流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及意义。虽然，还没有依据说上述石斧、玉璧类财富的聚集与盐的贸易有直接关联；然而，前提相同，历史类似，为什么这一切不会在良渚人中产生?值得关注，应该探讨。受此启发，或许还可以对良渚文化时期所以能豢养大量脱产人员，包括凿玉匠在内的大量各类工徒、众多军队战士等；所以有能耐能北上逐鹿中原；所以有实力能兴建如此宏伟的土筑金字塔式的余杭莫角山台城宫殿群遗址及绵延近5公里以上的塘山土垣等大工程；所以能开拓文明曙光；以及近期发现的钱塘江南岸——萧山跨湖桥遗址的族源之谜等；提供创新的补充论据和探讨的切入点。

(1)黄渭金：“河姆渡人饮食习俗”，《农业考古》]997年第3期第250～254页。至于余杭南湖遗址陶釜内存有“锅焦”，是杭州市余杭区文物管理办公室馆员沈德祥先生亲自考察所得，并相告。

(3)综合：①高广仁：“花厅墓地‘文化两合现象’的分析”，②徐坚：“花厅墓地浅析”，③栾丰实：“花厅墓地初沦”，以上三文分别原刊发于《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1997年第3期、1992年第1期；现摘自国际良渚学中心编：《良渚学文集——相关论述》(内刊)，第884～890页、569～578页、366～374页。

(5)袁靖：“沦中国新石器?即?用窕袢∪馐匙试吹姆绞健保?犊脊叛Пā?999年第l期。转摘自《良渚学文柒——相关论述二》(内刊)第678～696页。

(8)周新华：《稻米部族——河姆渡考古》，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45～49、77～80页。

(9)张明华：“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辑》第43～53页。

(11)(2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龙南遗址考古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埝龙南遗址1987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13)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73～90页。

(18)见：①游修龄：“原始农业的作物种类试析”，《良渚文化论坛·二》，浙江古藉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47～160页。②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有的研究”，《良渚文化论坛·一》，良渚文化博物馆编印，1999年5月版，第67～75页。③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之二”，《良渚文化论坛·二》。2002年9月版，第129～142页。

(19)李根蟠：“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第275～279页、第2期第351～360页。

(21)表中的资料来源，均采集于：浙江省社科院国际良渚学中心编《良渚学文集——发掘报告和简报分集》(内刊)中的相关遗址发掘报告或简报。

(22)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余杭良渚庙前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良渚学文集——发掘报告和简报分集》(内刊)，第247～250页。

(24)余杭县文管会办公室：“浙江省余杭县安溪瑶山12号墓考古简报”，《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27)邢湘臣：“筷子史线)胡志祥：“先秦主食烹煮方法探讨”，《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第214～218页。

(29)陈文华：“新石器?即??澄幕?拿妊俊保?杜┮悼脊拧罚?999 年第1期第210～218页。

(30)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良渚文化论坛·(一)》，良渚文化博物馆编印，1999年5月版，第67～75页。

(34)参见：①、朱萍：“难得契机——破解巴人之谜”，《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第6期第87～93页。②陈秀、李宏松：“山崖上的创造——大宁河古栈道及大宁盐泉遗址”，《文物天地》三峡文物大抢救 重庆篇，2003年第6期第32～37页。

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稻作的生产问题，作一些配合的探讨，以供交流。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笔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国学者的座谈中，一位美国学者说，据他所知，中国的犁是从欧洲传入的，笔者即简单介绍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说明对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国外多作介绍。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6]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7]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9]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笔者在日本参观过好几处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10]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11]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已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产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新石器时期各区域文化出土鸟纹玉石器73件，分别发现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雕龙碑遗址、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中。其中辽河流域发现鸟文玉石器22件，长江下游发现鸟文玉石器47件，黄河下游发现鸟文玉石器4件。尤以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数量最多。各区域文化中玉质动物形象不仅出现鸟形纹饰，另外还有兽形纹饰、龙形纹饰、猪头形纹饰等等同时共出。经过总结，其他动物形纹饰玉器共有104件，鸟文玉石器所占比例为2/5。这在新石器时代众多动物形纹饰玉器中占有比较大份额。

根据考古类型学原理将纹饰按照其雕刻方法和表现形式来分，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为写实鸟文玉石器，第二种为抽象型鸟文玉石器，第三种为装饰型鸟文玉石器，第四种为组合型鸟文玉石器。

红山文化中出土有10件写实型鸟文玉石器，良渚文化中有8件，石家河文化中发现7件。红山文化中多以鸮类为主题，造型凶猛。有渔猎民族的遗风，佩戴时有祈求渔猎丰收之意。

良渚文化以展翅飞鸟为主题，皆为小鸟状，线条柔和，形态饱满，雕刻细致，仅表现出鸟形用于佩戴。写实形鸟文玉石器皆是以单一鸟形出现，器体较小，做展翅状，尖喙，平头扇形尾，背面有对钻隧孔，有一件特殊的立鸟，下部因断裂而不知其具体为何物的端饰，其器体较小，眼部钻孔，尖喙，平头扇形尾，具有明显的鸟形特征。

石家河文化鸟纹趋于复杂，线条增加，纹饰以鹰类为主题，凤纹则与孔雀相似，都可看作为写实鸟纹器。

抽象型鸟文玉石器主要是指圆雕为雕刻手法，雕刻出象征性的鸟纹形象，让人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鸟，但又不那么完整具体。

红山文化中有7件，后洼遗址中出现4件，占很例。有学者就认为后洼遗址出土的鸟形纹饰饰件是后洼遗址居住民的“图腾护身符”①。雕龙碑遗址出土1件，残器，无法看出去实用功能。凌家滩文化中出现2件，皆以玉璜的形式出现，从端口的凹槽可以看出出现鸟头的半截玉璜还有另外一半，可以组成完整的半环形。其装饰性能大于实用性能，更不可能是用于祭祀的礼器。三里河遗址出现4件，器身皆由钻孔，小巧精致，便于携带，鸟嘴尖喙，或可作为实用工具中的觿或者刀。

装饰性鸟文玉石器主要是指以线刻为雕刻手法，雕刻出鸟羽或者鸟爪的鸟纹形象，成为主题纹饰的一部分。

主要是指良渚文化中的神面纹，在良渚文化发现25件，无一例外是作为神面纹的一部分，或是头冠，或是足。多刻绘于大型礼器如琮、钺、璜和三叉器等上。这时，鸟纹只是作为辅纹饰出现，在兽面纹的部分纹饰中刻绘出羽冠和弯爪。神面纹两侧的形象皆以鸟尖喙为头部，重圈纹作为身表现鸟形。这些装饰性鸟纹皆发现于墓葬中琮、钺、冠形器等大型器物上，是随葬品中必定出现的纹饰，有学者认为拥有这种纹饰的玉琮是可以与神交流的介质，“掌握了玉琮，就掌握了祀神权”②。

红山文化出土1件，与人脸相组合，人面部狰狞，面部背部雕琢鸟形，出土于地层中，或许为祭祀所用。凌家滩遗址出土1件，整体呈展翅鹰形，翅膀出雕出兽形，并由钻孔，加之中心的星状纹饰，让人想到祭祀时悬挂的神器。赵陵山遗址出土1件，与蹲坐人形相结合，人形用手托起小鸟，如同敬献神物。这种组合型器很少出现，却以同人形结合为多，其使用方法必定跟人类的大型活动有关。

新石器时代鸟文玉石器主要发现在东北红山文化，长江下游巢湖流域凌家滩和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中，三种文化在各自的地理环境中各自发展，形成相似但不同的文化特征，从鸟纹玉石器上来讲，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代表各自不同的内含。总结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1.新石器时代所发现的鸟文玉石器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以写实鸟形器为主，器物的鸟形纹饰特征主要由四方面组成即羽翅，尖喙，钩爪，平头扇形尾。文中列举出土的鸟文玉石器皆具有其中一个或多个特征。以鸟羽作为兽面纹中的装饰性纹饰，作为族群宗教崇拜的一种装饰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