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老龄化的中国方案探讨：内涵、主要障碍及其方略

人口老龄化是谋划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始终把握的一项新的基本国情。伴随着快速的人口转变历程，由于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快速的变迁。数据资料显示，2015年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总数为1.4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47%，［1］而预计到2050年，65岁以上的人口数将达到3.6亿，约占总人口的25.6%。［2］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相比较寿命的长度，个体的寿命质量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健康预期寿命就是在此基础上被提出的。相比平均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既反映寿命的数量，也能反映寿命质量。［3］它将死亡与健康相统一，能够为健康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较为可靠的依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的估计，2000年到2012年，中国男性和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都分别有明显增长，但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详见图1）。

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稳步提高健康预期寿命，世界卫生组织长期以来大力提倡健康老龄化理念，并与2015年提出了健康老龄化战略。健康老龄化概念最初于1987年5月在世界卫生大会上被提出，并在1990年世界老龄大会上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发展战略。［4-5］在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又在健康老龄化的基础上，提出“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2015年10月，《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的全球发布意味着“健康老龄化”再次被提上日程。作为一项围绕医疗保健和老年人健康问题的战略，健康老龄化将核心目标聚焦于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缩短带病生存期，延长健康预期寿命。［6］

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规模最大、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国家，中国对健康老龄化战略给予了极高关注。［7］20世纪90年代，邬沧萍最早将健康老龄化理论介绍进国内。［8］随后，我国学术界开始着手对健康老龄化中国化的初步探讨，这也为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产生提供了参考。伴随着健康老龄化研究的兴起，决策者也将健康老龄化逐步纳入了国家整体的战略布局。作为指导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推动老年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等多项举措，旨在促进健康老龄化。2017年3月，《“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的出台则象征着健康老龄化战略在我国宏观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引领下，我国健康老龄化框架的蓝图已经初步勾画，即健康老龄化的中国方案1.0版颁布，无疑是健康中国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从直接角度上看，《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平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是健康中国战略的具体目标之一，而健康老龄化的核心目标同样集中在提升全社会的健康预期寿命。从间接角度上看，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实践也将大大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健康服务供给的冲击。《规划纲要》表明，健康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题中之意。但同时，官方的相关报告指出，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以及与此相伴的疾病谱系的转变，将导致我国疾病诊疗的经济负担和医疗服务的利用需求急剧增长，可能严重地制约我国健康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9］针对上述问题，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顺利实施将很大程度上扭转人口老龄化对健康服务供给资源的挤压。

健康老龄化的中国方案不仅是打造健康中国的战略性要求，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新时期所凸显矛盾的客观需要。要准确把握我国人口老龄化在新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未富先老”和健康不平等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和困境。与发展迅速的老龄化进程相比，我国的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水平明显不足，超前设计的政策制度相对不完善，并且在信息化水平等方面也严重滞后。［1］同时，老年健康服务资源仍然存在着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阶层之间不平等的现象，并且这种健康不平等日趋严重。［10］综上所述，在准确把握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提出背景的前提下，深入挖掘中国方案的内涵及目标，并探究其实施的主要障碍并提出应对方略，是正确处理新时期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客观需要，也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健康老龄化的战略构想，最初是世界卫生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所提出的，而在当时进入老龄化阶段的国家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因此，从健康老龄化战略的产生来看，它的适用性更加符合发达国家的实际。［11］在此背景下，健康老龄化从视角上突破了传统对于人口老龄化的消极观点，即认为各国（尤其发达国家）在人口老龄化挑战时，并非束手无策。健康老龄化战略认为，人们能够通过人为干预克服人口老龄化的不良后果，或者利用合理机制将人口老龄化的负面作用降低到最小。在同一时期，也有国外学者提出“成功老龄化”和“生产型老龄化”等概念和理论，但聚焦于老年人健康问题且把提升老年人寿命质量作为核心目标的健康老龄化理论无疑更加有影响力。1993年7月，世界老年科学大会将大会主题定为“科学地为健康的老龄化服务”，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健康老龄化战略在当时已经颇具影响。［12］

2002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上公布了《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这份报告在“健康”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保障”与“参与”两个新维度，并将其发展为“积极老龄化”的战略框架。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各国着力于养老保障覆盖范围的扩大与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的提升等等，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6］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要实现积极老龄化的目标，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的新挑战，需要重新回到“健康”视角，以健康老龄化来弥补现有政策的不足，这正在逐渐成为新的国际共识。

在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发布的《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健康老龄化更加强调老年人在行动能力和社会功能上的健康，其概念被定义为“发展和维护老年健康生活所需要的功能发挥的过程”。［13］所谓的功能发挥，指的是“个体能够按照自身观念和偏好来生活和行动的相关因素”，它包括了“行动力”、“建立维持人际关系”、“满足基本需求”、“学习、发展和决策”、“贡献”等五个维度。相比过去健康老龄化强调个体健康状态的维持，《报告》也纳入了年龄友好和反对年龄歧视等宏观的环境要素，也促使健康老龄化的政策框架扩大为更加综合性的整体战略。［7］

经过近30年的演进，国际上的健康老龄化战略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对成熟的理念和共识，这也为健康老龄化战略的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一是健康老龄化所围绕的目标是老年人的寿命长度和质量，尤其寿命质量。对老年人而言，“活得久了”并不代表“活得更好了”。虽然现有的老年人比过去更加长寿，但他们是否变得更加健康才是问题的关键。二是健康老龄化关注寿命质量在本质上即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意图突出老年人的尊严和自由。健康老龄化的维度包括了生理健康、心理健康、行动能力和社会功能健康，而囊括了行动能力和社会功能的功能发挥是健康老龄化战略关注的焦点，这也凸显了对老年人主体性的强调。三是对于寿命质量的投入是一项促进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投资。世界卫生组织在《报告》中提出，用于老年人的公共卫生支出应当被视作一种投资，且这种投资能够降低家庭和社会的照护成本，并为老年人的参与和贡献创造条件。四是健康不平等与个体健康的差异必须被健康老龄化战略所重视。“典型老年人”并不存在，即老年人的健康与机能状况是多样化的，甚至许多老年人身患一种或多种疾病，同样能够保持良好的活动能力和较好的生活质量。［14］同时，这种老年人在健康方面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健康不平等有着密切联系。

从健康老龄化被引入国内开始，它就开启了本土化的步伐。1994年年底，在我国首次召开的健康老龄化研讨会上，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实践健康老龄化必须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因此突出“中国特色”是必由之路。而我国具体国情则可以概括为诸如老年人口规模大、未富先老、医疗卫生的重点转向慢性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等主要特点。［15］还有学者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特殊的人口老龄化形势要求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11］这种特殊性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而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因此负面影响可能十分严重；二是从历时性上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某些阶段有爆发性；三是从共识性上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在地区间的发展极不平衡。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上述人口老龄化的新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健康老龄化战略必须建立在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同时，适用于中国经验的本土化健康老龄化方案也将对全球健康老龄化的进程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体现了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的责任担当。从某种程度上说，健康老龄化战略脱胎于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的发达国家，继而逐步发展为囊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性战略框架。而中国不仅拥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老年人口，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无疑将为发展中国家，乃至于为发达国家的健康老龄化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另一方面，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有利于中国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硬实力”的迅速提升相比，作为“软实力”的中国话语仍然十分薄弱。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全球治理的新格局迫切要求中国发挥更多的引领责任，而这既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历史机遇，同时也为全球的健康老龄化提供标杆和示范。

综上所述，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提出，既是我们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借鉴国际共识和总结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部署好健康老龄化战略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走中国特色健康老龄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同时，它符合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方面，世界对于中国本土化的制度方案和经验教训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中国承担应有的大国责任的体现和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的重要机遇。

作为推动我国新时期健康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强调了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并要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这两个着力点。同样，在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内涵中，维护健康公平和贯穿全生命周期的视角也贯穿于其核心理念。

一是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应当将维护健康公平放在优先的重要位置，推动老年健康服务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健康领域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阶层差异。《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认为，社会经济资源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将长期积累，并最终导致老年人在内在能力和功能发挥方面的差异。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阶层分化等宏观背景下，当前我国老年群体的健康不平等现象趋于严重。［10］而要遏制上述趋势，就必须建立完善立足人群全覆盖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不断改善健康公平。

二是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从全生命周期角度出发，重视“中上游干预”，将提高全人口在各个时期的健康水平作为关键点。老年期的健康问题，是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健康问题不断积累而成的。因此，无论是个体健康还是群体健康，健康老龄化战略所着眼的是对健康长期的、全面的干预和促进。［9］我国于2017年颁布的《“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就从生命全过程的角度出发，将健康老龄化定义从生命早期开始，对与健康有关的所有要素进行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干预政策。

一是以“健康维护”为核心的服务主导模式。伴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我国疾病谱逐渐由急性病、传染病为主向慢性病为主转变。而该转变也导致健康服务供给的侧重点应该由疾病治疗转向健康管理和慢性病防治。［9］由此可见，我国的健康服务主导模式也应该由过去以“治病”为核心转变为以“健康维护”为核心。

二是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长期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实施，必须遵循这一基本国情。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应当立足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结合具体实践经验，在切实把握老年人健康需求的特征的前提下，分类别、多层次、有针对性地发展老年健康事业。

三是将对全人口、全周期的健康保障视作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战略性投资。国际经验表明，健康保障制度的建设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恢复和积累，提升人力资本使用效率，是实现人类资本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目前正处于“刘易斯拐点”，人力资本供给由充沛走向短缺，而通过建设全人口、全周期的健康保障体系，将促进全社会，尤其是老年群体人力资本的恢复、积累和使用效益。

鉴于上述原因，结合对健康老龄化的国际共识，我们认为，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维护健康公平和全生命周期视角为核心理念，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将以“治病”为核心的健康服务模式转变为以“健康维护”为核心的模式，把健康保障视作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并围绕着行动能力和社会功能的维持和优化，以延长平均预期寿命，提升寿命质量的战略框架（详见图2）。

通过对于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内涵的梳理，我们认为下列三个核心目标可以被视为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取得成效的标志。

一是老年人的寿命质量得到普遍提升。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我国老年群体的慢性疾病负担日趋严重，而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最根本的宗旨就是提升老年人的寿命质量，减轻慢性疾病的影响。［17］二是实现年龄友好的社会人文环境。在宏观层面，建立年龄友好的社会人文环境能够消除年龄歧视，有利于老年人的自我发展，加强该群体的社会参与、社会融合以及社会贡献。三是老年人的功能发挥得到全面提升。健康老龄化在中国的实践既要提倡“尊老敬老”的优秀传统，也要突出老年人的尊严和自主性。从本质上看，国际组织对于老年健康所需的功能发挥的强调，与健康中国建设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一致的。

为了实现上述核心目标，应该明确其具体目标。一是完善健康老龄化战略的顶层设计。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应规划和政策法规，发挥政府的引导性作用，明确健康老龄化战略要做什么、怎么做。二是完善整合型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所有老年人能够得到有效健康服务的保障。三是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长期照护体系。针对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在协调家庭、社区卫生医疗机构和私人机构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构建长期持续性的照护体系，是维护老年人尊严的重要举措。四是提升尊老爱老的社会人文环境。老年友好环境的打造，要从城乡、社区到家庭等多个层次着手，要将老年友好城市的建设与老年友好社区、老年友好家庭的构建相联系。五是提高对于健康老龄化的测评和监督水平。无论是打造老年医疗卫生综合服务体系还是建立长期照护体系，健康老龄化的实现必然伴随着对于上述方面成果的有效测评和监督。

要实现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目标，必须突破一系列瓶颈性问题。人口多、底子薄、资源少、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而伴随着老龄化加剧，人口结构的变化势必给我国带来持续的冲击，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一项新基本国情。综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医疗保障和健康服务的供给能力，实施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十分巨大的。

尽管在政策制定方面，我国已经制定了较为完整的针对人口老龄化和健康促进的一系列战略规划。但从顶层制度设计理念上看，相关规划缺乏对于国际前沿理念的吸纳，而且对当下国内健康老龄化发展现状的把握也有待加强。一是对于生命全周期的视角和立足全人群的理念显然关注不够。在规划内容中，对健康老龄化的理念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老龄健康”上，即从政策措施上将健康老龄化简化为仅仅对老年人群健康水平的提升。二是基本概念亟待厘清。在目前的相关规划中，“健康老龄化的内涵”、“老年健康产业”、“医养结合”、“老年长期照护”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缺乏明确而清晰的界定，而概念不清可能导致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各级政府理解和执行标准不一致。三是忽视对功能发挥的促进。政策理念上对老年健康的理解过于狭隘，仅聚焦于对生理健康的提升上，而对于老年人行动能力和社会功能方面的健康缺乏足够的重视。

如何衡量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实施进度以及在各个维度上的发展水平，既涉及对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根本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战略能否顺利实现。然而，现有的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在解决上述问题时都具有明显缺陷：一是针对性不足，即目前的评估指标多是根据整体人群测算而得出的，缺乏具体针对健康老龄化的核心指标体系。二是整合性不足，健康老龄化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如何统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以及不同领域的数据，制定统一的评估策略、测量方法和量化单位，必须加强多方协调合作。

通过打造双向支撑体系，使政策的制定实施与社会环境二者呈现出相互依赖、相互支撑、彼此促进、协调发展的态势。一是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实施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土壤，而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对于健康老龄化政策的支撑仍然不足。有研究表明，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出发，老年歧视的倾向在我国仍然十分普遍。［18］正是由于对老年人的偏见、观念性歧视和制度性歧视，我国老年群体往往无法得到公正的资源和机会分配。同时，只有通过营造老年友好的社会环境，才能够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能够更顺利、更持续地推动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落实。二是老年友好的社会环境也必须依赖健康老龄化政策的持续推动。当前，我国老年人居住环境的宜居性仍然较低。相关报告指出，造成老年人因非故意伤害就诊的首要原因就是跌倒/坠落，而44.75%的老年人跌倒/坠落是发生在家中。［19］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慢性病高发导致失能、失智老年人群体规模的扩大，再加上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式微，我国较早地进入了长期照护需求激增且家庭照护功能弱化的时期。在上述背景下，长期照护制度的政策实践严重滞后于实际的社会需求，也制约着健康老龄化战略的实现。一是缺乏长期照护制度的专项规划和立法，政策实践仍然停留在制度试点阶段。二是照护服务体系的建构缺乏整合，服务市场呈现碎片化特征。三是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项目的发展速度极为缓慢

《关于老龄化和健康的全球报告》提出，要面向老年群体提供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应该以整合型卫生保健服务体系为核心，提供综合性服务。但是，目前国内综合性医疗卫生服务模式的发展仍然面临一系列困境。以医养结合模式为例，目前包括各级医院、护理院在内的服务主体普遍受到资金的结构性制约，因此参与积极性受限。同时，在医养结合模式的具体实践中，还存在着服务收费偏高、市场涵盖面较小、政府多头管理、扶持政策落实不足等弊病。

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政府旨在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而城乡二元格局和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仍然制约着该目标的实现。同时，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目标的实现也面临着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以及中低收入阶层等短板的挑战。对于老年人群体的健康服务机会不均等的问题，如何统筹资源，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向贫困地区和中低收入阶层倾斜，以缩小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阶层差异，将会是健康老龄化目标能否实现的一个关键。此外，老年人群体的多样性和不公平性更应该被重视。在老年人群体中，流动人口、失独老人等特殊群体的健康需求具有自身的结构性特征。但是，在目前针对健康老龄化所制定的相关规划中，这些特殊群体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

在实施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瓶颈性问题中，既有政策制定上的不足，也有现实发展上的短板。因此，要应对上述问题，必须动用“组合拳式”的一揽子方案。围绕着六个薄弱环节，我们认为应该通过重点突出中国方案的内涵，进一步完善核心指标体系建设，着力于年龄友好社会环境的创建，打造长期照护政策体系和整合型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并全面推动老年健康服务均等化。

在顶层设计的理念方面，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应当紧密结合具体国情，进一步凸显其内涵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特征，借鉴和吸收国际健康老龄化理论的新思维和新维度。一是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应当更着重地考虑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和立足全人群的理念出发，要充分聚焦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特征。同时，结合“健康维护”模式的建设，坚持实事求是和因地制宜的原则，把提升我国老年人的行动能力和社会功能健康作为政策的落脚点。二是为了保证健康老龄化政策在运行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应理解和执行标准一致，在健康老龄化和其他相关规划里，要将一些基本概念厘清并统一。例如，区分“医养结合”和“老年长期照护”的目标人群，医养结合的目标人群是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而老年长期照护所针对的则是4000万失能、半失能老人。三是结合“积极老龄化”视角，应当更多地将对健康老龄化的投入视作在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上的投资，在制度设计时充分考量对于老年人功能发挥的促进，挖掘老年人群体自身的学习潜能和自我实现潜能，考察健康老龄化对于社会活力和社会凝聚力等方面的有利影响。

一是在对总体人口的研究和监测基础之上，提高对于老龄人群的关注程度，提高对于老年人口健康状况、需求及其满足程度的认识。二是整合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以及不同领域的数据，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评估策略和衡量指标，并构建科学的核心量化指标体系。三是加强动态监测，加强对于老年人群在内在能力和功能发挥的变化规律，预测和分析长期照护等干预措施的影响程度，并强化对于老年人社会经济贡献及其所需服务成本的分析。

一是年龄歧视，倡导“老有所学”、“老有所用”的社会导向。提倡终身学习和贡献社会的理念，将建设年龄友好的健康老龄化环境与促进老年人更好的功能发挥紧密结合。广泛宣传健康老龄化的新理念，转变对老年人群体的陈旧认识，并从立法和媒体报道等方面着手反对年龄歧视。二是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将社会保障覆盖包括所有老年人的全体国民。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尽早规划和研究推行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结合社会长期照护险和商业长期照护险等多种形式，夯实创建年龄友好的健康老龄化环境的基础。三是弘扬敬老、养老、助老的社会风尚，推动年龄友好家庭的建设。强调代与代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平等、相互关爱的原则，消融代与代之间的鸿沟，创造积极有效的代际沟通模式，把创建年龄友好的社会环境落实在家庭层面。

一是结合社会企业等形式，将公益性事业与市场化运作有机结合，以社会福祉为使命，打造长期照护的产业体系，并探索常态化、可持续的社会融资机制，形成自我造血功能。二是坚持公平性、专业性、综合性和制度性等原则，把长期照护体系建设为惠及全体公民的专业服务行业，并综合多种形式和价值实现方式，探索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等配套性制度，真正实现长期照护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根据老年人口的多元化需求特征，围绕着老年人群体功能发挥提供综合性的有效健康服务。二是将内在能力的提升作为工作重心，改善信息收集系统，实时跟踪内在能力相关数据，转变片段式诊疗模式，为老年人群体提供综合性的健康评估。三是建立跨学科团队的合作，对医疗卫生服务队伍提供所需的老年学及老年医学专业技术培训，实现老年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的可持续发展。

在充分认识到老年群体及其需求的结构多样性的基础上，将减少老年健康不平等作为弥补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目标短板的重心。一是结合我国国情，推动老年健康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将政策更多地惠及弱势老年群体，逐步缩小城乡、地区以及人群间在基本健康服务和健康水平上的差距。二是对于流动人口、失独老人、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要进一步关注他们的健康需求，分析其特征以及变化趋势。在坚持公益性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健全责任明确、分担合理、多层次有序组合的健康保障体系，切实减轻老年群体，尤其是特殊老年群体的医疗保健费用负担。（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阮韵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张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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